传销为何屡禁不止 关键一个“贪”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宁夏就开始打击传销，那时数千名传销人员分散在银川市城乡接合部。然而经过10多年打击，传销者不仅没散，而且越来越多，如今数万人盘踞在我区各市县（区），他们以省为单位，号称四川帮、重庆帮、贵州帮、广西帮、河南帮、湖南帮、安徽帮。传销方式也由过去的“传商品”发展到赤裸裸的“骗人头”。在金字塔式的传销体系中，只有极少数接近塔尖的“硕鼠”才能一夜暴富，而对无数身埋塔底的人来说，在交纳了数千元、数万元的费用后，得不到任何回报，最终成为社会的动荡之源。父子反目成仇、家庭妻离子散，有的为挽回损失走上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犯罪之路，更为嚣张的是，一些传销者公然围攻、打砸工商管理部门。专家告诫：传销就像一个经济邪教，既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对无数身陷传销的人来说，他们在交纳了数千元、数万元的费用后，得不到任何回报，最终可能成为社会的动荡之源：父子反目成仇、家庭妻离子散，有的为挽回损失走上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犯罪之路。更为嚣张的是，一些传销者公然围攻、打砸工商管理部门。

　　“一个人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只需要一年；

　　参加传销，就可以坐在家里数钱；

　　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成功就在眼前……”

　　这段文字是记者从一个传销者的笔记中看到的，被传销组织奉为致富“宝典”。传销真的就像描述中的那样能一年致富吗？记者近日采访了两位醒悟的传销人员。　　

　　一个电话，两年时间，损失20多万元

　　“在老家我拥有一个较大的茶庄，过着富足的生活，然而朋友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不仅没有发财，还损失了20多万元，如今已无颜回家，更对不起那些被自己骗来的朋友。”在“安徽帮”干了两年的老刘如实说。

　　老刘来自安徽，2009年7月，朋友打电话邀他来宁夏开采铁矿石。因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老刘不加思考就坐着火车来到了宁夏，下车后，一个与其年龄相仿的女人前来接站，并告知他朋友在工地很忙，由她负责接待。第二天老刘被拉到一个课堂，有150多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更让他惊讶地是，给他安排的住所竟然是“集体宿舍”，并被告知10多位室友以后都是他的“亲人”。

　　在老刘的意识里，“传销”二字总是与绑架、勒索、抢劫等字眼相关联的。但在这里，他看到每个室友都把自己当亲人，又是打洗脚水、又是帮洗衣服，让军人出身的他对“传销”这个行业有了一种莫名的好奇，决定留下看个究竟。

　　第一夜，“亲人”们先为其“洗脑”。他们称公司经营的是“西部大开发项目”，一份产品售价2900元。公司人员按销售业绩分为A、B、C、D、E五个级别。自己购买3份产品，就成为最低的E级，取得实习业务员资格，而A级，则要推销600份，就成为经理，属“传销老总”。按照“一变三”“三变九”“九变二十七”……的模式发展人员，当达到高级业务员的水平时，其月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元至99万元之间，两年就能至少挣到200万元。

　　实际情况是，当老刘升为“科长”时，只挣到了7000元。为了“摆阔”拉人头，他只能给自己买假报喜鸟西装、戴假浪琴手表、挂假金项链。两年下来，从老婆手里骗来的20万元全部打了水漂。　　

　　“骗全世界的人是能力问题”

　　“产品、投资都是幌子，拉人头骗钱才是真正的目的，整个传销网络完全是依靠下线缴纳的钱维系运作，等一场噩梦醒来，才发现已是四面临海难下‘贼船’。”从广西桂林回来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两年时间她损失了60多万元，坑害亲朋好友无数。

　　2009年5月，家住银川市兴庆区的王女士接到朋友郝某打来电话，说在桂林搞“小额资本运作”开发东南亚，月收入10万元以上。王女士急忙打点行装，匆匆来到桂林。

　　在桂林她看到银川市很多成功商人也在此“投资”，原本忐忑的心彻底踏实了。在一些成功人士煽情授课后，第二天她就交了“人头费”6.98万元。第一堂课后，那句“一年净赚1080万元”的理论，让她十分亢奋。

　　按照传销的理论，王女士必须找到3个人作为自己的直接下线，为此她将母亲、孩子发展成下线，又通过游说将自己的弟弟拉下水。

　　为壮大自己的级别，她在骗完家人后，又骗自己的同学、朋友，最后实在无人可骗了，只好借高利贷，现在亲朋好友都把她当过街鼠，债主整天逼着要钱。

　　“如果不是上线关某在桂林被抓，我可能还会陷得更深。”据王女士介绍，他们这条线上共有50多人，全部来自银川市，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20岁，很多是生意人，还有大学教授，他们被骗资金300多万元。

　　像王女士的案例在我区各地都出现过，在固原“荥阳帮”里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不仅将自己80岁的老母骗来，还出卖了自己两岁的孩子。身陷传销泥潭者的悲惨境遇一幕幕触目惊心。

　　记者在一位传销人员的笔记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骗一个人是道德问题，但骗了全世界的人是能力问题，我要成为骗全世界的人。”

　　当骗不到人的时候，为了生存，传销者也成为盗窃、抢劫及黄、赌等恶习的易感人群。2009年10月，河南帮刘某被传销者骗到银川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绑架了给他“洗脑”的魏某，并向其家人索要赎金5万元。几天后，刘某残忍地杀害了魏某。　

　　打击传销：“遣散”又“聚拢”的无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1998年全国开始打击非法传销，我区各级工商、公安等部门从未停止打击行动，但传销活动“打而不散”“打而不死”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近年，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据了解，从2008年开始，来自四川、重庆、贵州、广西、河南、湖南、安徽等地的数万名传销者从相对零散变为集中，并且迅速蔓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东部―贺兰县―金凤区城乡接合部，固原市原州区、石嘴山、中卫、吴忠等地有“春风吹又生”之势。据老刘介绍，传销人员为了逃避打击，化整为零，将居住点选择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农村，仅安徽帮盘踞在宁夏的就有1万多人。2010年，贺兰县组织30多名工作人员对县城周边出租房进行了排查，有2000多套出租房居住着1万多传销者。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工商部门查处传销案件174起，捣毁传销窝点618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3371人，移送公安机关35人。这些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上升。其中银川地区的上升幅度最大，去年同期查处传销案件1起，今年是14起，同比上升1400%。去年同期捣毁传销窝点33个，今年是563个，同比上升1700%。去年一季度遣散传销人员995人，今年2857人，同比上升287%。

　　为何传销出现屡禁不止、屡打不绝、打而不死的局面？一位曾身陷迷途的女大学生告诉记者：“年轻学生不是因为利益诱惑，而是在思想上被控制，看到传销群体激情澎湃的迷狂场面，自己也就心甘情愿地被利用，对自己从事的违法活动产生偏执型认同，无法分辨善恶好坏。” 　　

　　无权取证，传销组织向执法部门“下战书”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打传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传销组织越来越严密，对抗执法检查的手段也日益狡猾。自治区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传销组织每到上课时，有流动哨、固定哨、暗哨。今年3月中旬，工商人员到银川市西夏区军马场新村附近检查时发现3个传销课堂，负责流动哨的传销人员觉察后，一个电话直接通报过去，传销人员很快一散而去。

　　“取证难、难于上清天”，一位与传销组织周旋10余年的工商人员说，打击传销最难的就是取证。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追诉传销罪必须具备发展下线30人且三级以上，但是传销组织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人员控制，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交流手段进行传销网络管理，实行资金、人员、网络相分离，传销现场无任何书面证据，被查处的传销人员采取“一问三不知”的方式，给调查取证增加难度，对传销骨干分子的认定就更加困难。这些年我区工商、公安部门曾多次抓到传销头目，因无法取得证据，最终只能放人。工商人员在办案中多次查到过大量的银行卡，但由于无权查证账户资金，只能返还。受到执法手段的制约，执法机关感觉很无奈。司法机关也因工商部门不能取得足够证据，不予立案，打击传销最终只是一场“轰麻雀”游戏。

　　2010年6月4日，金凤区政府组织开展打击传销专项整治行动后，60多名被驱散的传销分子砸碎金凤工商分局办公楼玻璃，殴打、辱骂、恐吓工商干部，并向工商部门发出“你们宁夏工商敢把我们怎么样？”的挑战书，甚至对执法人员上下班进行盯梢。

　　有关专家认为，打击与防范非法传销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的长期性工作，需要多部门同时发挥合力才能产生效果。如果不能打掉传销的组织者，摧毁传销组织，仅靠对参与传销人员进行教育遣散，只能是隔靴搔痒，在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传销分子的气焰。当前迫切需要从法律层面解决执法部门面临的执法手段和处罚措施不足，不适应目前打击传销新形势的问题，否则难以破解当前对传销违法行为“驱而复聚、打而不死”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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