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反传志愿者

此文发表于亚洲中心时报周末版11月6日第四版

刀尖上的反传销志愿者

         这是一群与传销有关的人，但却是传销组织的死对头。

他们是反传销志愿者。麻袋反传销一年多以来，冲锋在反传销第一线，与人说话时，清秀的脸上总是微笑着，显得洒脱而亲切，给人以书生的印象。

 然而，麻袋与他的同伴们却是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时常面临着人身攻击与危险，却没有合法的组织身份，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没有职业荣誉的光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这一切都困扰着他们。

只是在他们的心底，良知与正义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一次次，他们奔波在解救传销人员的路上。

 “我们不解救，真是不忍心！”

 “当我决定退出传销组织时，非常自卑与痛苦，当时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并且自杀的方式也想了好几种。”反传销志愿者刘松说。

  这群年青的反传销志愿者中，绝大部分都曾经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他们心怀对传销组织的愤恨，感同身受着传销痛楚，决心要与传销组织斗争到底。

  28岁的刘松是湖北人，敦实的脸上戴近视眼镜，说话豪爽。他告诉本报记者，2007年，他因前途迷茫陷入传销组织，耗费了十多万元，“坑”了几个亲朋，浪费了一年多的大好时光后，看到的是传销者的家破人亡。猛然省悟。

  正谈话间，一个戴墨镜的青年闪了进来。刘松说，他是麻袋，经常在一线反传销，主要解救北派传销者，有很多解救的故事。

  “我做了两年的传销，做到了B级，看到了很多的黑幕，无法忍受天天说假话的生活，就出来了。”

  麻袋取下墨镜，回头一笑，尽是洒脱，“我做传销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包括放弃大学学业、与女友分手、将经营得好好的店子卖掉。我出来后真是一腔热血反传销！”

“如果不能将他劝回家里，要让他脱离传销组织会很难！”姚鹏歌与求助者通话时一脸沉稳，挂了电话后，还要低头深思良久。

 反传销志愿者姚鹏歌去年8月从辽宁的一个传销组织出来时，失去的是从家里骗来的一万多元钱，数位亲朋的信任。

 反传销志愿者们经验丰富，解救水准专业。当本报记者要他们各说一两个反传销的故事时，他们往往深思许久——不是没有，而是太多。

 刘松憋红了脸，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印象深刻的一次反传销经历。

“是在今年的6月份吧，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女孩向我求助，说他的男友在湛江搞传销。男友打骂她，逼她加入传销组织。她数次劝男友回头，但没有效果。后来我到男的家里将他劝服。”

 刘松讲得激动起来，“真是太令我感动了，一个女孩，能够为了男友，乘火车时从湛江站到上海，四处求助，每向我说一遍男友的事，就哭一遍；女孩的这份真诚真是太令我难忘了！”

 姚鹏歌讲述他解救传销者经历时依然沉稳：“今年的6月份，我与李旭（反传销志愿者）去鞍山解救传销人员，在小旅馆谋划时，突然看到有很多武警围着一个人。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做传销的小伙子要他父亲手里的钱包，父亲不给，他边拿钢筋扎手，边喊着要跳墙。”

“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记者。我们上去把小伙子劝了下来，又带到宾馆劝说，终于把他劝回家去了。”姚鹏歌说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都是传销的受害者，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看着别人陷入歧途，我们不解救，真是不忍心！”反传销志愿者说。

  “一连砍四刀，有一刀差点砍到要害！”

  2008年7月，麻袋到陕西汉中解救传销者。

  麻袋此行汉中的解救行动，是受退伍军人王正所托。王正的女友小洁加入了汉中的传销组织，迷途不返。他们到汉中后，将小洁带到宾馆说服教育，可谁知小洁乘上洗手间之机，发信息告之同伴。

 30多个传销者将宾馆房间包围后他们才发现。两人奋力冲出包围圈后，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方在半路将传销人员截获。可因无相关证据，只得放人。

在派出所门口，气焰嚣张的传销人员又将麻袋两人围住欲实施暴力，幸而派出所出面，才得以脱身。

小洁被传销组织带走，第一次解救失败。但他们没有被传销者所吓倒，继续实施解救。

第二次解救时，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乘机将小洁强行拉到车上。当时小洁非常激动，用高跟鞋将麻袋的脚踹伤，并将车窗玻璃踹破。他们坚持将小洁拉到宾馆后，劝说了一个晚上，终于劝说成功。

“看到小洁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很有成就感；他们现在过得很好。”麻袋欣慰地说。

 反传销志愿者们在解救行动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危险。但这次还不是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去年，刘松与几个同伴到一个县城解救传销人员，不幸被传销人员围住殴打，后来他们奋起回击时，对方一人拿出一把砍刀，将他们中的一个反传销志愿者连砍四刀，有一刀差点砍到要害处。沉重的医药费差点没有着落。

 “后来当地警察抓住了行凶者，但很快又放了，根本就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刘松无奈地说。

  刘松、麻袋、姚鹏歌所在的反传销组织自命名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现有成员十几个。该“协会”的前身为2002年成立的反传销组织，当时位于河南新乡，2008年迁至北京大兴。当年的反传销组织创建者为反传销耗费了一百多万元家产后，黯然退出。

 “那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太不好受了！”

 “陕西的那个小伙子又在家里闹了，说要是不让他去做传销，就要拿刀砍人。”一个反传销志愿者焦急地对同伴们说。

 这帮热心于反传销的志愿者们，总是在想着求助者的事情。本报记者晚上十点钟打电话到他们办公室时，仍很快有人用了沙哑而疲惫的声音接电话。

“我们早上8点多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2点还在做事，没有休息日。”姚鹏歌说。

在本报记者采访他们的两三个小时里，他们一边轮换着接受记者的采访，一边在忙着与求助者沟通。

反传销志愿者们是公益服务，不收取求助者的服务费用，经济上十分艰难。“我们现在就是经济上……”一反传销志愿者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我们正在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反传销的经费问题。”刘松说这话时有点沉重。

 相对于经费的窘迫，最让志愿者们揪心的是合法的组织身份问题。“中国反传销协会”只是他们自封的，出去解救时不太管用。他们曾经找过国家工商局做主管单位，但对方以要向国务院申报为由推托了。

 没有合法的组织身份，不仅解救地的政府部门不太认可与配合，就连求助者也是质问了又盘问。“那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太不好受了！”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反传销志愿者在“一腔热血反传销”的背后，都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与压力。

“我这么大了，没有什么成就不说，别人问起在干什么工作都不知怎么回答，很多人将反传销与做传销都看成不是什么正经事；再说与我年纪相仿的朋友们都成家生子，而我现在仍孤身一人，家里经常催促，压力还是有点大。”麻袋说。

 本报记者与反传销志愿者握手告别时，麻袋在门边对记者说，他们在下周要去北京周边一个传销窝点解救传销者。“听说下周他们要发工资，人员很集中，有300多人，打算最好一锅端掉他们！”麻袋的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文中求助者与被解救者均为化名）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功武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