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传销在广西南宁北海泛滥的内幕

    红色计程车呼啸着驶离福城机场，不多时便进入市区。马路两旁随意溜达的行人呈现着大江南北各色口音和面孔，打开车窗，略带咸味的风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对于一个旅游滨海城市来说，这一幕看似正常不过，然而只有在当地谋生活的人，才感觉得到平静下的变化与暗流。

    “大街上人少了，外地车牌也少了，生意越来越冷清。”重庆籍司机张哥叹一口气，开口攀谈起来，“你是来‘旅游考察’的呢？还是来找亲人的？”在这些北海的哥眼里，从福城机场风尘仆仆下来的单身外地人无非有两类——被骗来做传销亦即美其名曰“旅游考察”，或是来劝说陷入传销组织的亲友。
 
    而得知记者身份后，张哥有点焦虑：“不要再报道北海传销了，再打下去，这个城市要死掉的。”

 
    2010年，北海乃至整个广西的关键词是“打击传销”。但是，这个城市与传销委实有太多爱恨纠缠。

 
    自2008年下半年起，广西南宁、北海就被公认为中国南派传销的根据地。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个滨海小城曾有的“南珠之乡”美誉，代以“传销大本营”称之。然而，不雅名声固然令人尴尬，但异地传销的特点，却又使部分人尝到了种种诱人“甜头”，使得这个小城的社会经济与传销现象迅速紧密地扭在一起。以至今天传销之祸如野火燎原，不得不集中火力重点打击之际，北海仍有以的哥、餐饮业者、出租屋业主等为代表的利益群体，对满城传销大军的“盛况”眷恋不舍。

 
    “1040”的前世今生

 
    众所周知，中国传销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并在1995年前后进入第一轮发展高峰。其时，打着“连锁销售”旗号的诈骗疯狂滋生蔓延，引来了政府一轮严厉打击。

 
    经此次严打，传销一度元气大伤，从此隐入地下并低调蛰伏于二三线城市一隅，其间虽然不时传出一些相关报道，毕竟没再掀起大风浪。直到很多人都相信，传销已经离我们很远。

 
    然而十多年过去，一场金融危机却成为了传销再度抬头的契机，而此际，它已完全脱胎换骨，再不如当初般简单、拙劣。

 
    “资本运作是传销吗？”——打开北海传销经理“翱翔”发过来的资料，8个血色大字跳入眼帘。翱翔的QQ头像继续闪动，这回他发的是一张文字资料截图——“最新修订的刑法规定，传销以非法销售产品为手段，而资本运作没有产品，所以资本运作不是传销。”

 
    材料还有很多：包括“宏观调控”论、“政府扶持”论、“媒体掩护”论……

 
    “传销是什么？世袭制、反复投资、金字塔。而纯资本运作目的是为广西的东盟经济圈和北部湾开发集聚资金和人气，是国家暗中扶持的金融项目试点！”翱翔激情四溢地说，“你一定要来北海实地考察一下，来了一看你就明白了！”

 
    这就是植根于北海的第三代传销模式——纯资本运作——以宏观调控及北部湾开发为名。

 
    “民间将传销划分为南北两派。其中南派传销崛起于广西一带。”中国反传销网创办人叶飘零告诉记者——他曾当过传销组织的大A级老总，现在已成为著名民间反传销人士，“最初，他们的聚集地并非北海，而是柳州、来宾、桂林一带。其中又以桂林为三高人群（高学历、高智商、高金额）主要集中地。这些人渐渐有了开辟高端传销专门战线的需求，并开始向一二线城市转移，最终在南宁、北海等几个城市形成根据地。”

 
    以三高人群为主体的高端传销体系形成的重要性在于，其渐渐在原有的传销模式基础上发展出一套针对高端人群的、从理论体系到宣传载体都更为“完善”的新模式——也就是闻名全国的所谓“1040工程”。

 
    “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是传销啊！要知道的话我能做吗？”40出头的黑龙江人王刚用力向路边草坪吐了一口唾沫。2007年被亲友骗到北海，2008年升任老总后退出，这个黑壮的东北汉子在北海呆了3年。对这个城市，他从未流露出一丝喜爱之情，“许多东北老乡在这里，还有山东人、内蒙人，都是被骗过来的。”

 
    三高人群

 
    北海人常称传销人员为“38部队”或“698部队”。前者指初始投资3800元的传统“连锁销售”体系，后者指的就是“资本运作”体系。

 
    王刚来的时候，北海传销模式正处于由“连锁销售”向“资本运作”转型的时期，不过北部湾开发与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套路与当下大同小异。“每人一次性投资6.98万元，次月即返还提成1.9万元（实际出资5.08万元），然后发展3名下线并提成，每个下线再往下发展，依此类推。当下线发展至29人的时候，就可晋升老总，每月支取高额工资，直到赚够1040万元便出局，结束一轮‘资本运作’。”他解释着。

 
    剥开细辨，全新的“1040”虽然裹上了光鲜的资本运作外衣，但金字塔模式、多层级发展下线等元素逐一被解构后，除了资金投入更大外，与传统传销模式并无二致。与过往某些“连锁销售”会注册公司作为幌子相比，“资本运作”体系甚至没有可依托的工商注册实体，现金交收或转账亦无凭据，参与者根本无法保证上线不会卷了款项突然消失。

 
    路过长青公园，王刚伸手指了指小卖部对面的一片小树林：“曾经有传销人员在这里上吊——这样的事情很多，当一个传销体系失去发展活力后，操盘手就会把钱卷走，下面的人立刻血本无归。”

 
    然而，面对如斯高风险，被亲友以各种冠冕堂皇理由诱至北海的外地人，仍有70%以上选择相信这一套并留下，当中包括大量“三高”人群。

 
    在王刚记忆中，北海各自为政的众多“资本运作”体系里海纳了各种社会身份的人：军官、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导演、演员、科学家……当然，也有像他这样洗脚上田的农民。难以想象竟有一个“行业”甚或是犯罪组织能吸纳这么复杂的从业人员。

 
    红色外衣

 
    “我并不是没有怀疑过。”王刚自称“有点心眼”。被骗到北海，经历了一轮亲情感化和理论灌输后，他曾躲开传销组织的“紧迫盯人”，自个儿在北海街头、旅游景区游走，以期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然而，新一代传销组织之所以能轻易蛊惑人心，并不在于它那套不无破绽的运作模式乃至宏观调控理论，更重要的是其在整个城市里释力营造的“行业氛围”及和谐气息。

 
    日落黄昏，我们来到北海著名的旅游景区银滩，王刚瞄着沙滩上的游客：“估计这里有40%都是‘做行业’的。来了新人，先带着到处玩，感受一下滨海城市的魅力，这叫‘亲情感化’。”2007～2008年还在传销组织滚打的时候，他在银滩上随处可碰到同行。“北海有3个传销组织的‘洗脚城’。”他扳着手指数，“银滩、侨港和金滩。”

 
    在市区，长青公园、新力广场的传销客更为集中，只要长个心眼、竖起耳朵，处处都能听到有人在聊资本运作、宏观调控。

 
    是的，那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气氛包围。走在小城北海，稍为敏感的毛孔都能多少捕捉到一点传销的气息。而这，还是已经实施了半年“严打”后的北海。

 
    不过，与这些相比，“1040”最具“说服力”的，还是传统组织为其精心裁制的那袭“红色外衣”。

 
    王刚家里存着一张DVD，是初到北海时上线老总给他的。里面的内容是广西自治区领导、其他政府官员与几个传销体系顶级上线老总比肩吃饭喝酒、大谈招商引资的场面。

 
    这一幕萦绕脑海。再走上街，看那满大街流动书摊、书报亭出售的假冒《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体验经济》等非法传销刊物，清一色红彤彤的封皮上印着中央领导人的照片，笑容何等灿烂——于是，王刚信了。

 
    “自治区高层和老总吃饭，还有假的吗？”在这个东北农民简朴的观念里，“省里有人”、“领导支持”的分量，比似懂非懂的法律条文更具说服力得多。刹那间，什么工商登记、什么法律咨询、媒体负面报道掩护论等匪夷所思的疑点都烟消云散。

 
    “我一个东北农民，哪会分杂志真假，见工商、公安不查处，自然以为是合法刊物了。倒是你可否告诉我，那DVD他们是怎么弄来的？”

 
    显然，传销之所以能够卷入这么多人甚至是高端人群，用简单的愚昧和贪婪论已经很难解释。传销老总与自治区高层同台吃饭的DVD从何而来，虽然无从考证，但广西一位政府官员猜测：“资本运作”式传销初期参与者大多是有头有脸的人，既有外地退休官员，也有知名人士，以考察投资为由约见广西官员吃一顿饭，本非难事。但将这样一张并无提及只言片语关于“1040”的DVD用以作为自治区政府支持传销的佐证，竟然取得比明文律法更具压倒性的效果，体现的其实是中国社会“官本位”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

 
    “他们都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后来，在传销组织里滚打之时，王刚又在同一传销体系内结识了两名官员——吉林省通化市高姓退休公安分局局长和黑龙江依兰县崔姓税局局长。官员和名人效应轻易就使人们对谎言里的所有破绽视而不见。

 
    妥协的城市

 
    反传销人士李旭表示：“传销从诞生之初就坚持一个原则——不允许本地人参与。美其名曰是国家限制，实则一来是因为诱骗外地人更有地利人和优势，二则更利于与当地形成利益同盟和无形的妥协。”

 
    很多人都说，北海传销最大的获利者其实是当地居民和地方经济。

 
    这就要牵涉上世纪90年代初北海曾遭遇的那一场狂飙突进的“房地产热”。这场热潮转瞬即逝，使建成区仅30余平方公里的北海留下130多个“烂尾楼”，面积达120多万平方米。2003年，在处置房地产遗留问题的优惠政策引导下，北海市全面启动了对“烂尾楼”的处置盘活，众多“烂尾楼”续建完工后以千元左右价格销售。然而，“存量”旧房虽很快就在产权上被消化，但城市始终缺乏人气却使很多投资性住房成为空置房。

 
    这一切，在传销大军进驻北海后方出现颠覆性的转变。

 
    2003年前后，本地人周翔在大润发附近投资了一套住房和一家商铺。对于起初那几年北京路的冷清，他犹有余悸：“白天路上没多少人走动，连大润发都不见旺，房价必须压得很低才能租出去。”

 
    然而2007年开始，街上开始冒出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一时间出租房供需两旺，周翔的铺面也以理想的价格租给一对重庆夫妇做餐厅。

 
    “后来大家才渐渐发现，这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外地人是做传销的。”提起这茬，周翔神色微现尴尬，“我们当然也讨厌传销，陌生人进进出出，留宿、聚会、上课，影响治安，看到他们骗人，心里也不舒服。”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乐见，北海再不是原来那个冷冷清清的小城——2007年3月到8月，北海市商品住房价格上涨幅度持续居全国首位，10月份则同比上涨17.7%，名列全国第四。

 
    这些，都给了周翔们对传销容忍的理由。

 
    传销带旺的不仅是北海的房地产。“大润发超市、餐饮、出租车……都旺了起来。10多万人每天吃喝拉撒，都需要消费。我觉得，传销害人的东西，我们自己不参与就是了，但他们住在这里，我们有租金收、有活干，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异地传销不祸及本地人，他们总是以为，受骗者及其家庭的悲惨命运，与当地毫无关系。”李旭说。

 
    受骗的人

 
    然而，再完美的传销谎言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只是当真相浮现时，往往已骑虎难下。”叶飘零感叹，每一个新入行的传销人员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们曾打心底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秘密项目，能赚钱、不违法。但随着他们在组织里学会第一课——“善意的谎言”后，一切开始变质。

 
    你需要做到彻底放弃是非观念和道德挣扎，骗来大批亲友，才能辛苦爬上老总级别。此时真相突然呈现眼前——“所谓40%的税收、每个人都能赚到钱，全是骗人的。一个组织里，只有两三个操盘手最终能获利。”曾经发展下线无数的叶飘零内心有着太多沉重。“但这个时候你已不能退出，因为一旦退出，先前的投入就会血本无归，也无法面对亲友的责难，只能抵受着良心的折磨把谎言继续下去。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内疚和痛苦。”

 
    可以说，对那些“垫背”的传销人员来说，受损最甚的还不是钱财，而是内心深层的价值观——这个影响往往更为残酷和深远。

 
    传销组织有个说法，北海常住的20多万外地人里90%以上都是做传销的，此言固然夸张，但若说北海常住的外地人里大半曾涉足传销，或比较靠谱。

 
    “有的人像我这样，幡然醒悟、及时抽身，有的人是实在做不下去或遭遇上线卷款潜逃。”王刚说，在北海太多他这样的人。他们脱离传销组织后往往还因无法面对亲友而有家归不得、旧友不往来，习惯了谎言恫骗，更不知应如何重新踏实工作、做人。

 
    受伤的城市

 
    而对北海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

 
    北海365网站上，本地人对待传销的态度分为两派。与既得利益者的恋栈相对，有更多北海人已意识到传销过处短暂繁荣背后那无穷的后遗症。

 
    2008年～2009年，传销大本营的声名远播，使北海市政府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北海市政府为什么不打击传销？”“是不是故意放任其诱骗外地人以发展当地经济？”在所有关于南派传销的网络新闻及讨论帖里，诸如此类的责难排山倒海、不计其数，当中更有传销受害者家属字字血泪。

 
    带着一腔江湖味的叶飘零毫不掩饰他的喜恶。“有南宁、北海人被骗到其他省份做传销而来求助的，我都不爱理。传销组织在广西骗人时你做什么去了？租房子给他们、包庇他们。”他哼了一声，“还有工商、公安家属被骗的，都骗去才好呢，才知道传销的危害，才肯下力气去打。”

 
    为此，有网友忧心地表示：“北海的名声已经越来越坏了，再放任传销发展下去，恐怕以后每到外地去，就被别人指着说‘哦，你来自那个传销大本营’。”

 
    也有人一针见血指出：“都担心传销大军走了后北海会没有人气和产业支撑，怎么不想一下为什么投资者和真正的人才都不愿意到北海来？你愿意到一个传销大本营去投资，让人家以为你在搞‘1040工程’吗？城市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产业支撑，而不是传销犯罪！”更何况，不计其数对北海民众及政府心怀不满的传销受害者滞留当地，带来的到底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隐患亦未可知。

 
    显然，内外交逼，处在风口浪尖的北海政府已被逼到了不除传销“毒瘤”不足以平民愤的旮旯。无数双眼睛正盯着问：你是真打，还是假打？

 
    执法之难

 
    一见到记者，北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谢敏就忍不住叫屈：“北海一直把打击传销作为中心工作来做。不是故意‘放水’，实在是执法太难。”

 
    “公安作为执法部门，打击传销必须经侦查符合立案标准才予立案。这个标准是国家定的，北海只能依法办案。”谢敏表示，至2009年2月28日前，中国刑法并没有专门就传销行为定罪，执法、司法部门一般是以非法经营罪论——传销者通过非法诈骗所得超过5万元可定罪。

 
    如果按以往北海3800元/人的“连锁销售”模式计算，要替一名传销人员定罪，必须找到13名下线提供证词供指证。而传销多以亲友诱骗为主，大多数人不愿亲自指证亲人。“这给办案带来很大的难度。有时我们捉了几十号人回来，都无法定罪，只好遣送南宁，劝他自行返乡。”不过，令政府部门郁闷的是，很多传销组织的操盘手身处南宁异地遥控组织，这边厢工商部门刚把人遣到，那边老总已摆下酒席替被遣人员洗尘接风，买好下一班车票送回北海。

 
    而后来，北海“连锁销售”式传销基本完成向“资本运作”转型，由于“1040工程”具有投资金额大的特点，只要有一名下线的证供指证，就可以定罪。这本是公安部门降低立案、执法难度的一个转机。

 
    然而没过几个月，形势又出现变化。200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今年5月，最高检跟公安部发布“追诉标准二”，要求对“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案定罪必须符合“下线发展3个层级、30个以上下线”的标准。

 
    “这无疑又给我们基层办案增加了极大难度。”谢敏苦笑，以往要求13名下线指证一个传销老总已经够困难，现在一下增加到30个。

 
    奇怪的是，这两年传销组织不断升级换代，《刑法》对传销的定罪也在不断修正，然而修正的结果不是加大打击力度，反而使执法变得更为艰难。

 
    魔高一丈

 
    为了显示北海政府对打击传销并未留余力，北海市政法委提供了如下数据：今年1～5月，北海全市共开展集中清查传销行动23次，捣毁传销窝点173个，遣返传销人员2332人；全市公安机关共立传销案件68起，破获72起（含破年前立案案件），刑拘传销头目、传销骨干93人，逮捕36人，劳教2人，解救被骗传销人员15人。

 
    “北海看来是真打了，打击力度还挺大。”叶飘零如是评价。

 
    不过，自5月“追诉标准二”出台后，对传销的打击似乎又有陷入僵局的趋势。

 
    7月14日晚在新力广场，我们偶遇正在聊天的传销老总老罗和其自称沈阳某县退休政委的下线老杨。两人把记者当成了初涉北海考察的人，立马搬出一整套“优化资本”传销方案。

 
    老杨亲切地说：“我看你这孩子挺好的，才给你提个醒，现在‘1040’体系已经被淘汰了，优化资本是‘1040’的升级版，返还快、退出快。我们的顶级老总在南宁，跟省长有过硬的关系。”

 
    记者仔细听完老杨和老罗的“优化资本”方案，心中即如明镜般清晰——这个升级方案与“1040”相比，除了增加不少新噱头外，最大的特点是升总快、退出快——发展十多名下线即可升总，一直做到二级老总，可能都达不到“组织领导传销罪”30名下线的定罪标准。

 
    “所以现在不到定罪标准我们也得打，只要有证据，可以‘教唆犯罪’为由对其执行劳动教养。即使不能劳教，抓回来也给他多关几天，以期起到阻吓作用。”谢敏说。不过他的眉头一直皱着，仿佛在说“难！难！难”！

 
    然毋庸置疑，如今徜徉在北海街头的传销人员确实少了很多。老杨称，为避风头，组织现在已经不公开上课。

 
    “不过有些人不出来走动，有些人离开北海，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做传销了。”对于关注全国传销发展状况的叶飘零和李旭来说，北海打击传销的成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惊喜，因为其结果只是把部分传销组织驱离北海，而非覆灭。现在，离开北海的传销组织正迅速向内地转移。其席卷之处，必然又会在给一个地区带来短暂繁华泡沫的同时，留下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性的侵蚀印迹。

 
    今天是北海、南宁，明天可能是南昌、合肥、银川、合肥、长沙……

 
    临别时，在人声鼎沸的新力广场，老罗姿态十分淡定：“你如果不想呆在北海，可以跟我们到别的城市去做。不用怕公安，只要一口咬定是来旅游访友的，没人能为难你。只是千万不能说你做的是优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