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者“死心踏地”搞传销 或因拜金意识变愚钝(2)

　　哥哥以死相逼妹妹仍不醒悟

　　鸡西的黄勇原打算今年8月结婚。可妹妹黄燕的一个电话，不但将他的婚事打散，更让他心寒的是，即便他以死相逼，妹妹都不肯离开传销组织。

　　7月中旬，黄燕在电话中说，她和朋友在呼兰做生意，需要3万元钱，让黄勇尽快汇钱。为帮助妹妹，黄勇将自己结婚用的3万元钱拿了出来。可是没过多久，妹妹还要他寄钱，并说如果哥哥能来最好。3天后，黄勇根据妹妹提供的地址，在呼兰区一民宅见到了妹妹。可是站在面前的憔悴女孩让他不敢相认，半年没见，妹妹瘦多了。尤其是看到妹妹住的环境和吃的饭菜，哥哥不忍，将妹妹带出外面饭店去吃。但此时的妹妹却一味游说自己的哥哥，让他来一起做“大马哈鱼籽胶囊”生意，投资小，见效快。她拿哥哥的钱买了10盒产品，就挣到了2000多元。吃完饭后，黄燕还要带着哥哥听课，被哥哥拒绝了。

　　黄勇将情况反映到呼兰区工商局，希望工商部门帮助解救妹妹。可是被带到工商局的黄燕仍认为，她做的不是传销而是直销，是国家认可的。她说，如果工商部门把他们课堂端掉，她就跟着哥哥回家。在黄燕的带领下，讲授“大马哈鱼籽胶囊”生财之道的课堂被依法取缔，参与人员被驱散。而此时的黄燕却一反常态，不但不走，还说要把这个生意做到底。见此情景，黄勇落泪了，他告诉妹妹，由于他把结婚的钱给了妹妹，未婚妻已经和他分手。黄燕仍是无动于衷。无奈的黄勇以死相逼，以为妹妹会顾及亲情回心转意，但令他失望的是妹妹竟然转身离去，抛给他一句话：“你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拿死吓唬我！”

　　几天后，黄勇给呼兰区工商局打来电话，感谢工商部门的帮助。但谈到黄燕时，黄勇颇为无奈地说了四个字，“随她去吧。”

　　传销者“死心踏地”搞传销

　　传销活动屡禁不止，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由莉颖认为，名引利诱，是传销骨干分子在宣传鼓动手段上最下功夫的。他们频繁地给下线上课“洗脑攻心”，找一些所谓的传销“成功人士”来讲自己的“发家致富”心得。其实，这些“成功人士”所讲的，都是传销者自己编造出的，让不明真相的人羡慕不已，并当成了“学习”的榜样。经过无数次“洗脑”后，参与者就执迷不悟，干劲冲天了。

　　为了让传销人员“下水”后死心踏地，新成员加入时都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基础金”。交过“基础金”，参与者会觉得不做不划算。为了赚回“基础金”，甚至再赚更多的钱，传销人员就开始了一条执迷不悟的“不归路”。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传销活动是不合法的。那些所谓丰厚的收入，最终只属于个别或极少数传销头目，其它人员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奉送了自己和家人的大量血汗钱。

　　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地铺，传销者都知道自己是被骗来的，为何还要死心踏地的跟着传销组织去骗他人？

　　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田雨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答案。其一，拜金潮的泛滥。社会上一些对金钱有强烈渴望的人，急于找到发财的捷径；其二，连锁暗示。经过传销组织上课“洗脑”以及传销者设置的连环引诱圈套，人们容易失去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判断；其三，斯特哥尔摩综合症。传销者的心理在长期被“绑架”的同时，潜藏着斯特哥尔摩心理的悖论，逐渐出现心理认知的迷误现象，反而不明是非将加害于己的坏人当做好人与恩人。同样，这些传销者经过封闭式的生活与洗脑之后，从众心理使他们自以为生活很完美，而集体化的生活又使他们“被体制化”。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一个个原本上当受骗的传销者，反而成了传销组织的“帮凶”，欺骗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曲文勇表示，传销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经济学角度讲，传销以欺骗为直接手段。传销人员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亲戚骗亲戚，朋友骗朋友，疯狂地发展下线，成为一个庞大的骗子网络。假如传销无限制发展下去，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资源将无限流失，终究会动摇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

　　从社会学层面看，传销瓦解了社会基本单元——家庭，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传销活动参与人员中，多是弱势群体，而最后结果往往是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有的还因“洗脑”过分投入，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在心理学意义上，传销突破了道德和法制约束，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础。“培训”出的是不受道德约束的成员，即便组织被取缔，不再从事传销，也已经没有正常人的道德感，变得极端自私，惟利是图。这样的社会成员如果达到一定规模，社会控制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