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传销要靠全国性执法合作机制

　　打击传销遭遇“发现难”、“取证难”、“定罪难”，应对要靠全国性执法合作机制

　　传销变异后，以更隐蔽、更快速的方式坑害着群众、毁灭着社会。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佘祥林”第二的杀人冤案受害者赵作海，在出狱后听信蛊惑加入传销组织，拿着60万元的国家赔偿款前往宁夏贺兰县进行“资本运作”，投资“秘密项目”“西部大开发扶贫工程”，结果俩月不到17.5万元血本无归，赵作海悔不当初。

　　我国公开打击传销已有13年之久，近年各省多部门也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以我省为例，仅2011年全省工商系统就出动执法人员20461人次，端掉窝点442个，遣散人员8532人次，立案查处传销案件7件；全省公安机关共立涉及传销类案件102起，取缔各类传销窝点476个，教育遣返9749人次，刑事拘留217人，逮捕50人，移送审查起诉68人，行政拘留537人。

　　但为什么传销还是此起彼伏，而且在一些地方有迅猛反弹之势？受访的多名执法者表示，传销活动新变种的涌现，给打击工作带来了多重难题。

　　首先是“发现难”。当前普遍采用的“资本运作”模式，一般不限制人身自由，骨干人员上门进行洗脑，一般也不扰民。郑州市解放路工商所所长弓圣杰说，这些人和正常居民一样生活和出入，无疑增加了发现的难度。

　　“取证难”也是困扰打击传销工作开展的另一难题。一位办案民警说，即使端掉了窝点，抓获了传销人员，但对被“洗脑”后思想完全僵化的传销人员，办案人员无法与之正常交流。而且，传销多以诱骗亲友为主，案发后大多数人不愿指证亲人。

　　此外，虽然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定罪难”始终困扰着办案人员。中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葛毅飞说，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才对组织者、领导者予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和实现。

　　而对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只能是说服、教育和遣散，不能抓捕和拘留。遣散之后，发财“梦想”又会将这些人重新聚集起来，形成“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的恶性循环。

　　针对当前打击传销工作面临的难题，受访的基层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人士均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应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以传销本罪治罪，追本溯源瓦解传销组织，同时加大出租房屋监管力度，以标本兼治打击传销，依法铲除传销滋生的土壤。

　　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是最急切的呼声。王宏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以工商、公安部门为主力，多部门齐头并进，形成打击传销的全国联动机制，将打击传销活动由个别部门行动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让传销组织无法在境内生存和流动。 （线索提供赵雨韩军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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