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种的“资本运作”滋生蔓延肆虐传销

      据我们了解，“资本运作”这个词早已不新鲜了，就是传销的一种形式，而且非常猖獗，两广、湖南、湖北、合肥、银川、山东、蔓延到很多大的城市滋生。而且非常猖獗。打着“资本运作”的幌子肆虐传销。

　　这一模式打着“资本孵化”、“富人俱乐部”等旗号，声称：无业绩压力、资格永不滑落、可“超载”、可回归、可继承、可转让、可移点、可出局。

       近年传销出现了一个“新变种”——“资本运作”式传销，传统传销中作为幌子存在的产品，对它来说已非必要。

　　比如，它要求每人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没有任何产品的份额后，次月即返还提成19000元，然后发展3名下线并提成，每个下线再往下发展，以此类推。当下线累积到超过29人时可晋升为老总，每月支取高额工资，直到赚够1040万元便可出局，完成一轮所谓的“资本运作”。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程胤说，“资本运作”式传销抓住了人们的“暴富心理”，貌似更科学、薪酬制度更合理，实则更具欺骗性，危害性更大。

　　有陷入其中的参与者，可做到“六亲不认”。今年以来，合肥市已接到数起报案，外省的家人无论如何也劝不回在当地从事传销的亲人。

　　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问民警，“老子都不认儿子了，传销的魔力到底有多大啊？”

　　有的甚至试图将家人发展为下线。本刊记者在传销人员龚某某写的一份清单上看到，她详细剖析了母亲的职业、信任度、性格爱好和家庭情况，连欺骗母亲上套的谎言也编列其中。

　　受访的多名执法者表示，传销活动新变种的涌现，给打击工作带来了多重难题。

　　首先是“发现难”。当前普遍采用的“资本运作”模式，一般不限制人身自由，骨干人员上门进行洗脑，一般也不扰民。一位办案民警说，这些人和正常居民一样生活和出入，无疑增加了发现的难度。

　　“取证难”是困扰打击传销工作开展的另一难题。陈明奎说，即使端掉了窝点，抓获了传销人员，但对被“洗脑”后思想完全僵化的传销人员，办案人员无法与之正常交流。而且，传销多以诱骗亲友为主，案发后大多数人不愿指证亲人。

　　作为一种涉众型经济犯罪，传销取证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基层警力匮乏也影响到工作开展。

　　如合肥市滨湖派出所，警力仅为14人。6月下旬，一个拥有300人的非法传销组织，在该所管辖区域的不同小区租赁了80余套住房。经举报，民警对涉事小区万余套住房摸排调查，繁重的工作量、有限的警力，严重制约了打击工作的顺利进行。

　　虽然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定罪难”始终困扰着办案人员。

　　陈明奎说，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才对组织者、领导者予以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和实现。

　　而对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只能是说服、教育和遣散，不能抓捕和拘留。遣散之后，发财“梦想”又会将这些人重新积聚起来，形成“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的恶性循环。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传销危险性重视不够，认识不足；相关部门对其态度已由厌恶到无可奈何，直至麻木逃避等情况，也是目前打击传销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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