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为求脱身传销失手杀死一人免刑罚案调查(2)

肖昌勇案的审判，再一次激起了社会对传销活动的痛恶。多年办理此类案件的西安中院的法官告诉记者，在谴责传销活动的罪恶之外，社会更应该注意案件反映出来的传销活动的新动态和新危害，那就是，隐蔽性更强，参与者低龄化，暴力性凸显,不断引发恶性刑事案件。

相关专家指出，传销是一种社会病，需要社会各方共同重视，采取社会综合治理的方式加以根治。

变异：为了“攫财”开始“劫人”

西安中院法官张琳明介绍说，传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我国传播的一种违法犯罪活动，主要目的是攫取钱财，过去还装模作样地销售一些伪劣商品，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已经不提供任何实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赤裸裸地靠“人头费”敛财。

为了逃避打击，传销活动转入地下，人员主要聚集在城郊结合部，采取“找工作”、“旅游”、“谈恋爱”等诱骗手段，欺骗亲戚、同学等熟人。

但是，经过这些年国家的不断打击、取缔，媒体的反复宣传，越来越多的群众对传销的本质和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传销组织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就能吸引到人数众多的参与者。

“以前，群众对传销的认识不清，警惕性不高，传销头目轻轻松松就能欺骗到很多人，即使有人发现是骗局要走，他也不在乎”，张琳明分析说，“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知道传销不是好东西，好不容易骗来人，人来了就不让走。”

为了把人留下，传销组织者往往采取殴打、恐吓、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暴力手段，极易引发刑事案件。

西安中院审委会委员、刑一庭庭长常青介绍说，近期该院审理了3起传销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类型各异：一件是肖昌勇案，属于被骗者挣脱控制过程中发生打斗，致人一死两伤；一件是由于传销获利收入减少，两个头目之间分赃不均起争执，其中一人被杀，定的是故意杀人罪；还有一件是暴力阻挠被骗者离开，致被骗者死亡，定的是故意杀人罪。

2009年8月19日，西安市工商局公布了一份关于打击传销工作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从2001年到2009年，传销组织暴力色彩日渐突出。2008年因此引发非法拘禁、致人轻伤死亡案件仅14起。而截至2009年7月28日，因传销非法拘禁或致人死亡，公安机关已刑拘54人，逮捕11人。

“可以预见，随着传销活动和组织的暴力性增强，相关案件数量还会上升”，常青说。

打击：重视程度和发力不平衡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确如法官所提示的，传销变异和危害加大的情况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市都发生了传销引起的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案件。

其实，国家对传销的严打态势从未松懈，去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成为打击传销的有力法律武器。最近，安徽省宁国市法院就以该罪名判处张某等9名主要传销者有期徒刑三年至九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有的地方似乎还对从刑罚层面打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重视不足，往往是驱散、取缔了事，没有及时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传销人员在打击之后往往会换个地方，重新聚集在一起。

比如，在肖昌勇案中，传销活动已经引发了命案，但是该传销组织的头目赵正桐、刘某某、赵军军只是受到了10天或7天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的处罚。等到公安机关在2009年8月31日对赵正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进行立案侦查时，距离命案发生已过去了1个月，赵正桐等失去了踪迹。

法律空白也会给打击增加难度，办案法官就表示，在传销活动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故意伤害等行为多是由传销参与人员直接实施，但是没有直接实施伤害行为的传销活动领导者、组织者起了什么作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在审理时是一个难点，不好认定，这不利于有力地打击传销活动。因此，一方面希望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一方面希望侦查机关注意调查提取相关证据，这样更有利于打击传销活动。

根治：共同破除“经济邪教”

传销这种“经济邪教”为何屡禁不止？相关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传销在当下中国有生存的社会土壤，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现在参加传销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就读的是民办大学，毕业后就业困难，他们不愿意回家务农，但是城市又不接纳他们，他们失去了社会立脚点。

这个时候传销给他们提供了容身之所，“尽管他们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他们渴望成功，急功近利，在不断洗脑之下，相信传销是发家致富的途径，甚至对传销组织产生了家庭归属感”，了解传销内幕的一位人士说。

因此，该人士表示，治理传销最根本的还是在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上想办法，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工作、有职业，这样就不会陷入传销泥淖之中。

加强法制宣传也是一个措施，常青表示，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传销的新变化，在审判实践中，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依法严厉打击传销组织杀人、伤害严重犯罪的同时，对被骗人员奋起反抗传销组织非法控制的行为，积极给予法律上的鼓励和支持。将法庭搬到社区开庭、宣判，让群众多受教育，让传销活动无处藏身。

相关专家还建议，应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尤其是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出租房管理，整治城中村治安秩序，完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早发现早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