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传销就是一种严重犯罪 国家应严厉打击

1.     当传销案件的暴力属性不断加强，就没有必要绕着“传销”二字打转，传销只是幌子，暴力犯罪才是实质。
2.     法律对于传销中的暴力犯罪缺乏精准打击，完善法律的优先级应该高于密集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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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销案件的暴力属性不断加强，就不必再强化“传销”的概念

如果不是李文星案，很多人对传销的暴力属性并没有深切认知，紧随而来的山东大学生张超案、湖南贫困女大学生林华蓉案，再次让人们见识到传销的炼狱世界。

用网友最朴素的话来说，“这哪是什么传销，分明是绑架杀人、谋财害命！”

在此前的专题《北派暴力，南派柔情，传销如何席卷中国》中提到，南派传销（温柔派）内部也常常反思“手段不够雷霆”。所以，也常看到，即使在南派传销的大本营广西，也时有暴力传销的新闻发生。

“传销”这两字，本身有很强的误导性，无非是卖东西或假装卖东西，似乎再严重也不过是“经济案件”，容易“家破”很难“人亡”，但问题的严重性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裁判文书网上，以“传销、故意杀人罪”为关键词检索，从2013年至今，可以找到72起案例；以“传销、故意伤害罪”为关键词检索，从2013年至今，一共有268起案件。现实非常沉重，但对传销中的暴力犯罪，我们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已经丧命的李文星

很多人对“传销”背后的暴力不敏感，也可能和混同“直销”概念有关。安利常被人说传销，其实美国的安利和雅芳，都是有牌照的正规直销企业，它们在中国行事，严格遵守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这些条例只允许直销企业和直销员之间点对点签约，不允许直销员之间有上下线关系。

不仅普通人重视不够，在知网搜论文也可发现，对传销的法律问题研究，很多是从经济案件的角度出发，而对其暴力属性，明显关注不足、讨论不够。当传销案件的暴力属性不断加强，就没有必要绕着“传销”二字打转，传销只是幌子，暴力犯罪才是实质。

司法实践中，对传销案中的暴力犯罪明显打击不足

先来回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为何在传销案中，很少有以绑架罪定罪的案例？为什么常以非法拘禁罪定性？

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看起来，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都是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但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利用第三人对人质的担忧，以向第三人提出不法要求为目的（包括索财），非法控制人质的行为。而非法拘禁罪仅要求行为人具有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

比如在天津市静海区2015年的一个判例中，传销人员被判了绑架罪，是因为“多次采用打电话和发送手机短信息的方式向其亲属索要现金3000元。”法院认为他们“以勒索钱财为目的，绑架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

必须要承认，大多数在传销案中涉及的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很难套上绑架罪，但对于传销案中的犯罪行为，法律上确实存在轻纵的倾向。具体有如下几点：

其一，传销案中，受害人死亡，定性存在问题。最新的案例，20岁的林华蓉在湖南某职业学院上大二，她从湖南老家前往湖北去打暑假工，陷入传销组织，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8月4日，三名犯罪嫌疑人与林华蓉行至河岸边继续劝说，林华蓉情绪激动跳入河中溺亡。按照以往的判例，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最后的罪名很可能是非法拘禁罪。在天津静海区之前发生的几起传销溺亡案中，相关人员最后都被定了非法拘禁罪。

但是，根据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的观点，受害人是在他们的长时间逼迫之下跳河的，逼迫林华蓉的行为就是刑法中的先行危害行为，导致危害后果发生后，先行行为人就有了防止严重危害结果发生的救助义务。但这几个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救助，甚至都没有报警，有可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其二，很难定性组织、领导传销罪。多数传销人员在组织中处于较低层级，在参与传销过程中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罪行达不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标准。但如果存在侵犯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等行为，可能会对其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但是，非法拘禁罪在量刑标准上要低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某法院曾发布数据，在传销案件中，以非法拘禁罪定罪的占总案件数的80.10%，而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的只占3.51%。定“非法拘禁罪”目前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如此美好的生命，因传销而逝去

其三，传销活动中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往往还伴随着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与组织、领导传销罪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从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一直是困扰司法机关的难题。比如有的法官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和非法拘禁两种行为是并列的，应数罪并罚，但有的法官认为不应该数罪并罚；有的法官主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故意伤害罪两罪应并罚，但有的法官认为应按照故意伤害罪一罪论处。这背后的量刑差距可不小。

完善法律的优先级应该更高

8月14日，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查处一批传销组织和传销骨干。

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对传销的打击，是件好事。但制度性的修修补补，更为重要。

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传销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现象，在修正刑法时，于刑法第224条后增加了1条法款，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入罪。构成犯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确保可操作性，2010年5月，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对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立案追诉标准限定为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

但是，这一立案追诉标准明显偏高，反而不利于对传销犯罪的有力打击。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一般查获的主要头目仅是传销组织中“寝室主任”级别的人员，且在没有将整个传销组织体系完全“起底”之前，很难依靠现有证据证实谁组织、领导了30人以上的“下线”，导致很多案件无法达到立案追诉标准。

在传销活动暴力属性日益加强的背景下，有效打击传销组织的头目更加急迫。应该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对于传销组织头目的界定。举例说明，有的传销参与人员并没有发展多少下线，但在传销组织里比较有“能力”和“威信”，被传销上层重用而成为实际的组织、领导者，这样怎么界定？

其次，因非法拘禁罪获刑的传销人员，绝大多数被处一年以内有期徒刑或者缓刑。这个量刑，似乎是偏低的。但是，由传销引发非法拘禁案又有如下特点：1、拘禁地点为较高楼层的出租房或郊区民宅，易导致坠楼、溺水等伤亡事件；2、多为共同犯罪，具有暴力化倾向；3、涉案人员缓刑率偏高，犯罪成本低。这就导致，由传销引发非法拘禁案和普通非法拘禁案存在显著差异。

所以，非法拘禁罪中可以针对传销，增加一项加重条款，对因传销而实施非法拘禁的行为加重处罚。当然，这应该走完善的法律程序。

总之，对于主张暴力的“北派传销”，应该彻底撕下它传销的假面具，严厉打击其暴力犯罪行为。